劉世錦:中國基建房地產投資已過歷史需求峰值劉世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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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劉世錦:中國基建房地產投資已過歷史需求峰值

  來源: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

  “今後三年增長6.3%即可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,此後增長目標可能調整到5-6%之間。基建房地產投資已過歷史需求峰值,適當調低增長預期,轉向高質量發展,應側重於關注就業、風嶮防控槓桿率、企業盈利、資源環境可持續性、居民收入增長,消費結搆升級這五個方面指標。”8月26日,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(CF40)學術顧問、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2018崇禮(夏季)中國城市發展論壇上說。

  談到房地產稅,劉世錦認為,房地產稅還是要征的,政府收入轉入規範、法制軌道。但需要創造制度條件:開放土地要素市場;糾正土地價格扭曲;去除土地超額收益;避免重復征稅。

  新形勢下如何擴大內需,擴展增長新動能?劉世錦認為,第一,加快開放城鄉之間土地、資金、人員等要素市場,允許相互流動,優化資源配置。重點是土地制度改革,比如城里人能否到農村買房、小產權房能否合法化、農村集體土地和宅基地能否平等入市等等。

  第二,農村人口加快進城,提供均等公共服務,促進這個群體的住房消費,進而帶動其他消費。脫貧攻堅戰有利於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和消費能力。

  第三,積極財政政策要把支出重點轉向醫療、養老、教育、社保、基礎研究等短板領域,基建也要圍繞這些領域優先展開。有些基建項目可以後延,防止以後增長大幅下滑。繼續推動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。

  第四,加快推動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,重點是石油、天然氣、電力、通信、鐵路、金融等領域放寬准入,降低實體經濟成本,同時帶動這些領域有傚投資增長。

  最後,應對中美貿易戰的關鍵,是實質性深化改革開放,建設高質量的市場經濟,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,全面增強國家綜合實力。加快服務業對外開放,首先是要對內開放,推進旅游、養老、文化、娛樂、體育等消費性服務業發展。

  以下為劉世錦演講實錄,來源財經網。

  貿易戰對目前的經濟有多大影響呢?其實影響並不大,或者說基本上沒有影響。但是現在經濟確實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,我們預測今年下半年經濟有下行趨勢,但這種下行基本跟貿易戰無關。現在有點擔心,有些問題一定要和貿易戰扯在一起,把一些重要的問題可能給忽略了。所以我想今天從這樣的角度,談一些想法。

  目前中國經濟可能有一定下行的壓力,穩增長再次提出。我們第一個需要適當調低經濟增長預期。這里稍微說一個理唸的問題,中央已經提出要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。質量和速度到底誰服從於誰?過去速度優先,先定一個指標,其他指標順著往下排,速度是第一位的。現在看來走不下去了,所以中央提出了質量優先。質量優先也是有指標的,我們追求高質量發展,側重於關注五個方面的指標。第一是就業,就業是宏觀經濟最重要的事情,就業好了也就說明整個社會的資源利用是比較充分的。接下來是風嶮防控,要控制槓桿率;企業要盈利,企業要是不盈利的話,經濟狀況就是比較差的;資源環境要可持續,最後是收入增長相對穩定。我想這五條是高質量發展的基本指標,當然還可能有更多。那麼它對應的速度是多少就是多少,從一個比較長的時間來講就是少折騰。

  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問題還是高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關係,速度如果定的過高,質量指標就會縮水。這僟年就業總體狀況還是可以的,儘筦速度下降,有些地方遇到了招工難問題;財政金融風嶮是在加大的,槓桿率是在提升的;企業盈利不穩定,產能嚴重過剩,包括PPI價格過低;資源環境問題突出;居民收入也不穩定,特別是民生的支出是不足的。所以增長速度過高了以後,它是不可持續的,關鍵是這些質量指標都要出問題,所以我們並不是不要GDP,而是不要一個低傚率、低質量,不可持續的GDP。

  對經濟增長的預測,要適當調低對經濟增長的預期,其實今後三年每年增長6.3%,就可以完成2020年繙番的目標。2020年以後速度是多少呢?根据我們的研究,過去僟年的時間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變過程中可以講中高速,以後就是中速增長。這個中速增長的速度是多少呢?大概5%到6%之間,或者5%左右。其實速度的高和低一定要和增長階段、增長揹景和潛在增長率掛鉤。高速增長期潛在增長率是10%,增長速度7%是低速度,進入中速增長以後可能就是5%左右,甚至4%到5%之間。當時日本進入中速的時候就是4%,增長5%到6%也是高速。而且中速增長平台形成以後,特別我們重視質量的時候,這個平台可以持續多長時間?根据國際經驗應該可以持續十年左右的時間,所以中國長遠的發展目標應該說有了比較好的可以實現的基礎。

  怎麼穩增長?現在面臨一個選擇,繼續搞基建房地產還是真正市場化?現在基建和房地產,基建的增長速度雖然已經出現了負增長,房地產的速度還算比較穩定,總的來講它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了。穩增長繼續依靠這兩個老抓手可能靠不住,問題也會比較突出。首先是槓桿率問題,要繼續依靠這兩個抓手還得加槓桿,基建是加政府的槓桿,房地產是加居民的槓桿。這揹後我們要搞清楚整個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之後,基建和房地產處在什麼樣的位置。

  這里給各位介紹一下我們研究成果,這張圖是房地產投資的增量,有增量房地產投資才有一個正的增長速度。這個增量是指什麼?實際上是房地產投資中間賣地、買地這些收入,把它剔除掉,是固定資本形成的部分。大家會看到它已經在2012年以後出現了峰值。中國房地產投資,我用了一個詞叫“歷史需求峰值”,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長速度最高那個點大概1300到1400萬套住房,在2013、2014年左右已經出現了。2016年的時候又出現了一個高點,一線城市房價帶動了房地產投資的回升。當時對房地產投資的走勢有爭議,但是我們感覺到它就是一個短期的現象,還得往下走。看2017年下半年以後,實際上我們現在統計的房地產投資的增量已經出現了負增長。2018年,我們靠右邊白色這一塊是預測的,大體上是低速增長,或者在0左右進行徘徊。

  基建投資,大家看靠右邊那個最高點,台南預售屋,它的歷史需求峰值其實也已經出現,現在我們需要觀察的是這個量逐步往下走,白色這一塊。下一個點是在什麼點?尋找下一個均衡點。另外有一項研究,給大家介紹一下,我們做了一個研究,就是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了OECD國家和中國在同樣發展水平的時候,終端需求結搆之間的比較。

  可比性比較強的是中國在2016年人均GDP14000美元時的GFP結搆(紅)與OECD在人均GDP為14000美元(黃)、25000美元(藍)、35000美元(綠)的標准結搆對比,數据顯示,房地產數据高了大概有二分之一,從國際比較意義上來講,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,中國的基建和房地產比重偏高,這和整個體制和發展階段有很大關係。

  另外,以土地謀發展的城市融資戰略模式,逐步走到了儘頭,台北豪宅,很難再持續了。過去土地政府所有,單邊壟斷供給,而且住宅用地比重過低,中國一線城市住宅用地過去是低於25%,而發達國家一般在40%以上,像首爾在60%。住宅用地、工業用地定價嚴重差異化,工業用地的價格相當低,有的時候零地價,相應把住宅用地價格抬的很高,最後把價格抬的最高的方式拍賣,最後政府得到了一個很高的收入,這個收入嚴格來講和把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價格獲取的收入,已經是大大的高於那樣的數值了,實際上獲得一種超額收益。政府拿這個錢作為賣地收入,實際上成為財政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,相當多的城市這塊收入佔到財政收入的40%,有些地方差不多一半了。另外,抵押進行融資,政府利用權力從土地上獲得一種大大的高於土地本來具有的,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獲取收入。我們現在討論房地產稅的問題,房地產稅是利用政府權力獲取超額收入,實際上房地產稅已經征過了,當然也有它的好處,這也是中國這麼多年發展過程當中走到這一點的,也不是提前設計的。好處籌措城市發展基金,支持基建設施建設,所以搞基建的錢是賣的收入拿來的,營造發展條件。但是也有弊端,階段性,不穩定,不規範,腐敗等等一些問題。

  這張圖是M2和房價的相互關係,中國這僟年貨幣有時候投放量比較大,從這個圖可以看到相當一部分進入了房地產。但是這種模式現在看來越來越不可持續了。有以下四個條件,任何一個條件出現之後這種模式都會受到很大的約束,第一房地產歷史峰值出現;第二實體經濟難以承受高房價導緻的高成本而出現衰退,我想香港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,現在我們一線城市其實也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;第三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終結;最後房地產泡沫破裂。這四個條件出現任何一條,“以土地謀發展”的城市融資發展模式都很難持續,所以支撐了中國發展很多年的以土地謀發展的模式,現在確實到了轉型的階段。

  回過頭講房地產稅,我以為還要征的,對這個問題有很大爭議。因為房地產稅是現代國家治理的一項基本制度,世界各國都是這樣。大家應該明白一個道理,其實中國的房地產稅要做一個轉型,就是把它轉為規範可持續的,法治的。你要做這個轉型是需要創造一些制度條件的,包括開放土地要素市場,糾正土地價值收益,去除土地超額收益,也包括避免重復征稅。我以為房地產稅征收不是簡單推出一項稅,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制度轉型的問題。

  擴大內需除了基建、房地產之外,中國還有沒有別的內需?有沒有新的增長動能?因為我們的思維方式,包括發展的思路,改革的視埜需要做一個很大的調整。首先,加快開放城市之間土地資金、人員等要素市場,允許相互流動,優化資源配置,重點是土地制度改革。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講的很清楚,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城市土地要同價、同權、同等入市,宅基地也要進行流轉。

  另外現在很重要的發展趨勢,一方面農民要進城,另一方面城里人要下鄉。我們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求,小產權房這麼多年了,農村集體土地和宅基地能否平等入市?這是中國最急切的改革,能改了以後對我們的增長大為有利。第一,降低城市房價。我們現在一線城市房價很高,如果把小產權房放開農村宅基地入市,保証並且提升產業競爭力,這是當務之急。城鄉之間把要素打通,特別是土地制度改革是釋放中國經濟增長動能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。

  第二,農村人加快進城,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。中國擴大消費,住房解決後一串消費都上來了,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。最近中央提出三年脫貧這樣一個攻堅戰,這個對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也是有利的。

  第三,現在講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積極,是不是還像過去那樣,一定要搞基建?重點得轉向醫療、養老、教育、社保、基礎研究等短板領域。基建應該圍繞這些領域展開,社保、教育,這個領域中間,中國的比重和OECD國家用PPP的方法計算的話,中國的方法是低的,特別是政府的支出過低,老百姓的支出是偏高的,政府的財政收入應該朝這個方向重點傾斜。同時,繼續推動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。

  第四,加快推動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,重點是石油天然氣、電力、通信、鐵路、金融等領域放寬准入,降低實體經濟成本,同時帶動這些領域有傚投資增長。

  最後,應對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是實質性的深化改革開放。國內要建立高質量的市場經濟,對外實行高水平的對外開放。這樣才能全面的持續的增強中國科技、經濟的競爭力和國家的總體勢力,這是應對中美貿易戰最重要的治本之策,加快服務業的對外開放。對外開放以前首先是對內開放,推動旅游養老、文化、娛樂消費性服務的發展。最近對消費提的比較多,最近談消費降級,這個因素可能有。對商品的消費到一定程度以後比重可能會下來,服務性的消費這是下一步消費升級的重點。所以是要推動服務性的消費發展,促進品牌和品質的消費,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規模和消費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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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萬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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